孔令偉丨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
摘要：本文通過藏、滿、漢、法文等多語種史料，考察康熙、雍正年間的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之事蹟，指出其曾於蒙養齋學習欧洲數學知識，後以駐京達喇嘛的身份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譯本的校勘工作。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他曾作為欽差，經西寧、拉薩乃至岡底斯山進行測繪調查，最終經由昌都、甘孜返抵成都，其測繪成果直接影響了一七一九年《皇輿全覽圖》的增訂，促成十八世紀東西方知識界對喜馬拉雅地區的地理認知。一七二〇年代他曾往來於拉薩、西安與打箭爐之間，負責為清朝管理邊疆情報、地方稅務以及族群關係。在對楚兒沁藏布生平事蹟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揭示清代中國的西藏測繪與資讯網絡，曾直接推動十八世紀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全球化以及歐亞資讯網的整合。
關鍵词：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康熙《皇輿全覽圖》、蒙養齋算學館、岡底斯山與恒河、喜馬拉雅知識
作者简介：孔令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前言
自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朝曾在廣袤的中央歐亞地區建構起橫跨歐亞大陸兩端的國際資讯網。根據滿、蒙、藏、漢、波斯文等多語種史料顯示，清朝在拉達克與西藏等環喜馬拉雅地帶曾建構起宏大的情報資訊網，並藉此認識準噶爾、莫臥兒、薩法維、愛烏罕與俄羅斯等周邊政權。[1]由於藏傳佛教在拉達克、西藏、準噶爾等環喜馬拉雅以及中央歐亞地區社群所發揮的關鍵影響，藏傳佛教僧人在清朝歐亞資讯網中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本文研究之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證。在十八世紀初期清朝歐亞資讯網建立的背景之下，兼通藏漢文化、曾系統學習西方天文曆算知識的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受命欽差，於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率領測繪團隊由北京出發，一路經由西寧、拉薩等地前往岡底斯山脈，測量藏地經緯度並試圖探勘恒河源流，成為人類文明史上首次對喜馬拉雅地區的科學測繪，其測繪成果並經由耶穌會士傳入歐洲，進而對十八世紀以降的世界地理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其人其事的史學意義，主要可以從清代地圖測繪、東西知識交流與全球資讯流通這三層面向進行闡釋。就清代地圖測繪而言，相較於過去學界側重耶穌會士引進之歐洲測繪技術對清代地圖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近年來學者開始強調清代中國地圖傳統與歐洲測繪技術間的互動，其中又以何羅娜（Laura Hostetler）與康言（Mario Cams）的研究具有代表意義。[2]這種研究思路傾向將清代中國與近世歐洲放置在對等的視野下檢視，指出清代地圖測繪的發展並非一味被動地接收歐洲技術，而是體現在東西方二者間的交流。與此同時，從世界史的比較脈絡來看，清代的地圖測繪作為一種統治技藝，與西方近世帝國建構下地理學知識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延續此學術脈絡下的相關討論，本文以考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進藏測繪的相關史實為出發，進一步指出清代地圖測繪發展中內亞因素所發揮的關鍵意義。清代中國對於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各地地理學知識的建構，並非只有耶穌會士與漢地文人的參與，實際上出身內亞本地的學者、官吏與線人也曾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3]本文所研究的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為一出身藏地的格魯派學問僧，不僅通曉藏傳佛教中的算明（rtsis rig），也曾學習歐洲數學，他在西藏進行的首次科學測繪，可謂內亞知識人溝通東西方測繪技術與地理知識的關鍵實證。
從清代地圖測繪進一步出發，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在喜馬拉雅地區的測繪成果，對於探討近世東西知識交流具有深刻的史學意義。近年學界對於明清中國與西方間的知識交流與比較，一方面關注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而避免套用現代的科學觀念，另一方面也開始留意明清中國對西方知識的詮釋以及中國經驗對西方知識界的影響，而不只是描述西方科學如何輸入並影響中國。[4]本文通過闡明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的知識背景，指出其兼通藏、漢、滿文以及東西方天文曆算的多元背景，使他的活動場域成為東西方知識交流所形成的接觸區域（contact zone）。
此外，除了近世中國與歐洲間的交流，近年來學者也從全球史與比較文明的角度出發，而愈加關注中國與印度間的地理認知與文化互動。[5]作為中國與印度的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西藏與環喜馬拉雅地區成為了清代新興地理知識的關注點，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結合藏地文化傳統以及西方測繪科技所生產之喜馬拉雅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正推動此一歷史潮流；而其對恒河的探源行動，不僅隨著官方的認可而成為清代中國對印度的根本認知，更藉由其溝通東西的知識背景而傳入歐洲學界，並最終成為十八世紀以降世界地理學界關於喜馬拉雅的知識起源。由是觀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的測繪行動具有世界性的貢獻，其溝通東西的地位更促成了十八世紀以降清代中國地理知識的全球化進程。
有鑒於此，本文通過研究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希冀對清代地圖測繪、東西知識交流與全球信息流通等史學議題有所推進。先行研究囿於史料所限，對其入藏測繪一事語焉不詳，乃至多有訛謬。[6]本文利用藏、滿、漢、法文等多語種史料，重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早年生平、入藏測繪乃至於邊疆情蒐等經歷，進而通過考察其測繪成果對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圖學界的影響，指出清朝測繪所得之喜馬拉雅知識對世界地理學發展所產生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學貫東西：康熙朝蒙養齋算學館中的藏地喇嘛
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是清朝前期首次以科學方法測繪西藏地圖的關鍵人物，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在清朝官書中有幾處零星記載，其中僅略微提及他曾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與理藩院主事勝住一同進藏測繪輿圖一事。如嘉慶《大清一統志》岡底斯山條曰：「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西藏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由此起云。」[7]清代漢文官修史書中提及「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不過寥寥數語，撲朔迷離。實際上，「楚兒沁藏布」（tshul khrims bzang po）乃此人藏文法名，華言「善戒」；「蘭木占巴」則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格西學位「蘭占巴」（rab ’byams pa）的音寫。十八世紀前期根據耶穌會士回憶撰寫而成的法文史料亦曾提及楚兒沁藏布並稱其為戴「黃帽」（chapeau jaune）者[8]。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應為一格魯派僧人，並在系統性地接受佛學教育後取得蘭占巴格西學位。此人兼通藏、漢、滿文，並曾專門研習西藏與歐洲的天文曆算知識。關於他的出身，岳鍾麒（1686-1754）於雍正三年（1725）七月十三日的奏摺中曾以「准管理打箭爐稅務喇嘛趙楚爾臣藏布」名之，足證此人曾使用漢姓趙氏。[9]明清兩代位於漢藏交界洮、岷、河一帶的藏地僧人，多有使用複合漢文姓氏與藏文法名之例，諸如韓禪巴（’jam dpal）、張星吉藏卜（seng ge bzang po）、盧老藏靈珍（blo bzang rin chen）等。[10]又清代岷州、西寧等地皆有土司氏族冠以趙姓，[11]由此可見兼通藏漢的趙楚兒沁藏布應出身自洮岷河一帶，即清代文獻中所謂的「阿木島喇嘛」（a mdo bla ma）。[12]
除了《大清一統志》外，《平定準噶爾方略》《蒙古王公表傳》《清實錄》等清代官書也曾提到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進藏一事，並言及康熙五十九年（1720）上諭廷臣考證楚兒沁藏布在西藏所調查的測繪成果。如《平定準噶爾方略》載：「聖祖仁皇帝五十六年，詔遣喇嘛楚兒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勝住等，徧歷西海、西藏所在，量測星野，圖畫地形，于江河諸水無不盡得其源。覆命廷臣詳考名實，載之職方。」[13]《蒙古王公表傳》云：「先是準噶爾賊未至藏，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喇嘛楚爾沁藏布喇木占巴等往圖地域，至是大兵入，諸番內附。上以山川名號番漢異稱，命大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輿地。」[14]由此可見康熙帝曾組織文臣對楚兒沁藏布及勝住等人從西藏所帶回的測繪成果進行研究，直接影響了當時清廷的地理認知，這正也是岡底斯山進入清朝地理知識體系的起源。關於康熙帝命閣臣考訂楚兒沁藏布的上諭，見《清聖祖實錄》：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侖、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于後……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15]
受到方言口語的影響，岡底斯在藏文文獻中常作gangs te se，實際上正字法應作gangs ti rtse，字面意即「水峰山」。其山在藏文中之所以名為「水峰」（ti rtse），即謂其為馬泉河、象泉河、獅泉河、孔雀河諸水發源之地，因此康熙帝在此段上諭中稱「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康熙帝的這段上諭，被收入《聖祖仁皇帝聖訓》等清代官書中從而得以廣泛流傳，[16]隨後為齊召南（1703-1768）、戴震（1724-1777）、魏源（1794-1857）等學者的地理學著作所引用，[17]對於清代地理學知識的發展產生了直接而廣泛的影響。
深居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夠得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岡底斯山的具體位置並認定其為「天下之脊」，實則有賴楚兒沁藏布一七一七年入藏所作的實地調查結果。如《皇輿西域圖志·西域山脈圖說》曰：「大地群山之脈，自西而東……按其統宗起脈之處，在西藏極西鄙之岡底斯山，直陝西西寧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地勢由西南徼外以漸而髙，至此為極。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使測量，以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發於是。」[18]換句話說，戴震等清代考據學者對於岡底斯山的知識根源，實際上得歸功於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在藏地的測繪調查。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活動，對於清代地理學知識的發展乃至於漢藏文化的交流，均有重要的貢獻。關於楚兒沁藏布入藏進行測繪調查的具體經過，仍有進一步推進的空間，以下謹據漢、藏、滿、法文等相關史料，對其人其事進行相關考釋。
如前所述，楚兒沁藏布當為一格魯派僧人且曾考取格西蘭占巴的學位。根據現存藏、滿、漢、法文史料，他活躍於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初期，並且曾供職清廷，先後在北京、拉薩、西安與打箭爐留下身影。楚兒沁藏布早年的事跡，首見於藏文史料。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三十九年（1700）間，清廷刊刻藏文大藏經《甘珠爾》（bka’ ’gyur）之部，楚兒沁藏布曾作為校勘人員參與其中。根據康熙三十九年《甘珠爾》題記所附之藏文職名表，其中「《甘珠爾》之文字校勘人員」（bka’ ’gyur gyi yig ge zhu dag byas mkhan）列有「格隆楚兒沁藏布」（dge slong tshul trims bzang po），由此可見其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已在北京居住，並得參與藏文《甘珠爾》刊刻校對工作。[19]康熙五十二年（1713）適逢康熙帝六十大壽，清廷於熱河避暑山莊修建溥仁寺為之慶祝。[20]根據理藩院滿文硃批奏摺，康熙五十三年（1714）初，他曾作為「裕親王廟達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elgiyen cin wang ni miyoo i da lama ts’ulcin dzangbu ramjamba）被選赴甫建之熱河溥仁寺擔任領經喇嘛。[21]因此可以推斷，在康熙三十九年至五十二年間，楚兒沁藏布從一位負責校勘藏文《甘珠爾》的格隆，晉升為管理皇家寺院的達喇嘛。[22]隨後並在康熙五十六年受清廷所托，前往青海與西藏等地測繪輿圖。《聖祖仁皇帝廷訓格言》謂：「朕以治曆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盡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沔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為《皇輿全圖》。」[23]康熙帝所謂的「治曆之法」指的就是耶穌會士所使用的星象三角測量法。康熙帝之所以明白三角測量法的準確性，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向耶穌會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學習過天文儀器與實地測量。[24]至於身為藏傳佛教僧侶的楚兒沁藏布又是如何掌握西方測繪方法，從而完成《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調查任務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不能不理解十七、十八世紀漢藏曆法與西方天文學知識交流的歷史背景。
順治九年（1652）年底，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前往北京與順治皇帝會面，對於清初內地與藏地間的文化交流與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順治九年十月，清廷派遣和碩承澤親王碩塞（1629-1655）為代表迎接五世達賴喇嘛，[25]十二月初碩塞在河北清河款待了五世達賴喇嘛一行，《五世達賴喇嘛自傳》對於五世達賴喇嘛本人與碩塞的會面場景有第一手的記載：「隔天親王擺了豐盛的漢式宴席，那天有一場大暴雪。親王感到驚奇並稱讚道：正如西天（rgya gar）外道占星士湯若望（thang shi dbang）所預見那樣。」[26]由此可見早在五世達賴喇嘛抵達北京之前，便聽聞西方傳教士善於預測天象，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記入其自傳當中。五世達賴喇嘛在造訪北京時，更曾親眼見到由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刪訂的《西洋新法曆書》（即《時憲曆》），並認為這套曆法與藏地的浦派（phug lugs）時輪曆有融通之處。[27]這也反應出以五世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學者，不僅在十七世紀中葉已經接觸到西方的曆法知識，並且對新的曆算知識抱持相當的開放態度。
自從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以後，藏地與漢地之間知識文化交流越趨頻繁，漢藏兩地之間良好的交流氛圍更體現在蒙藏僧人開始學習《時憲曆》的歷史現象上。這個發展趨勢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初期，並且導致《西洋新法曆書》先後被譯為蒙古文與藏文。[28]《西洋新法曆書》的藏文譯本《漢曆大全》（rgya rtsis chen mo）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行，根據其題記，藏文譯本系由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喇嘛由蒙古文譯本轉譯而成，並且由九位駐京喇嘛負責校勘，其中「達喇嘛楚兒沁藏布」（t’a bla ma rab ’byams pa tshul khrims bzang po）之名赫然在列。此外，據《漢曆大全》題記稱翻譯過程中，「不易理解之處，係與漢文對勘。至於天象與測繪圖式等需繕寫之處，由漢地曆算博士劉裕錫（rgya rtsis pa p’o shi le’u yus si）書之。」[29]關於劉裕錫（1676-？）此人，據雍正九年（1731）履歷摺所載，其於康熙三十年（1691）入欽天監學習曆法，五十三年（1714）升任曆科博士，此人長於數學，曾多次參與清朝官方組織之曆法編纂與地圖測繪任務，據其自述「在永寧寺及蒙養齋效力九年，在武英殿、中正殿翻譯蒙古、西番兩種曆法」。[30]由此可進一步得知，在康熙五十六年應派前往西藏進行輿圖測繪之前，楚兒沁藏布不僅擁有駐京達喇嘛的名銜，並極可能學習過西方天文曆算知識，且曾與劉裕錫等欽天監官員共同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本的編譯工作。
楚兒沁藏布曾學習西方曆算一事，在十八世紀的法文史料中可以得到驗證。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於一七三五年出版之《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之地理、歷史、編年、政治與物理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chinoise）（以下簡稱《中華帝國全志》）根據耶穌會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的回憶，提到康熙帝在一七O九年派遣赫壽入藏時即已令其繪製西藏地圖，並在一七一一年將測繪成果交予雷孝思並令其將此部分西藏地圖與內地直省地圖同定對接。然而該幅西藏地圖以中國傳統繪法制成，僅標注山川道里，並無經緯度網格，雷孝思因此據稱窒礙難行。[31]康熙帝因此在一七一一年從蒙養齋算學館中挑選曾經學習過幾何學與算術的喇嘛，而此人正是楚兒沁藏布。《中華帝國全志》稱：
皇帝被告知從西藏帶回的地圖僅僅標註了在廣大的國土中有哪些城鎮與河川，為了製作更精確而令他滿意的地圖，皇帝挑選了曾在皇三子贊助下所成立的算學館中學習幾何與算術的兩位喇嘛，[32]命喇嘛們自陝西西寧到達賴喇嘛駐錫之拉薩乃至恒河源頭繪製地圖，並令其取回該河河水。[33]
耶穌會士的這段記載表明，楚兒沁藏布曾在皇三子胤祉所辦理的蒙養齋算學館中學習幾何與算術。康熙帝受到耶穌會士影響，希望效法巴黎皇家科學院的制度，在中國各地進行天文調查，因此在一七一三年集結精通天文、曆算、音韻之學的文人成立蒙養齋，並令擅長數學的胤祉主其事。[34]蒙養齋成立後，胤祉曾多次上奏康熙帝討論編訂幾何、指對數與平方數等相關數學書籍。[35]相對于以傳教士為主的欽天監，蒙養齋的成員則以與胤祉相善的儒臣為主；此外胤祉本人與蒙藏僧人又多有過從，[36]因此蒙養齋中也邀請了如楚兒沁藏布等通曉藏曆的喇嘛，進一步研讀西方的幾何學與算術。換句話說，在蒙養齋研讀西方曆算的知識群體中，不僅有漢人文臣，也有藏地喇嘛，可以說是集合了當時中國通曉漢藏與西方曆算的頂尖人才。
三、欽差畫圖：楚兒沁藏布的藏地測繪與邊疆情蒐
楚兒沁藏布的主要任務，是對西寧、拉薩乃至於作為恒河發源的岡底斯山進行實地測繪。雖然漢文官書均記載楚兒沁藏布前往青藏地區進行測繪的時間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但實際上更準確地說他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底抵達西寧，並在塔爾寺會見當時尚未被官方認定的「理塘胡必爾汗」，即後來的七世達賴喇嘛的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mtsho, 1708-1757）。據藏文《七世達賴喇嘛傳》記載藏曆火猴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皇帝的使者亦來獻大批供養，測算去藏里程長短的達喇嘛及其隨從來了，獻上大供養並甚為禮敬，喇嘛于寢殿再次接見相談。」[37]而這位作為皇帝欽差前去西寧測量去藏里程的達喇嘛，指的正是楚兒沁藏布。從這段記載也可以看出楚兒沁藏布的政治與宗教身份，使得格桑嘉措對其禮遇有加，甚至在寢殿再次接見談話。
僅就測繪技術而言，耶穌會士無疑並不遜于楚兒沁藏布，然而康熙帝之所以始終不願派西方傳教士入藏進行測繪，背後應有審慎的政治與宗教考量。早在一七一六年底楚兒沁藏布抵達西寧之前，一七O八年耶穌會士雷孝思與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1）便曾前往西寧進行實地測繪，當時兩位傳教士請求允准在拉薩設立教堂，此舉在藏地引起騷動，結果康熙帝震怒，傳教士因而作罷，[38]由此可見清廷對於耶穌會士在藏地傳教的企圖頗為敏感。除了繪圖技術本身外，由藏地喇嘛所領導的考察團隊，自然比傳教士更為熟悉西藏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更重要的是喇嘛本身的宗教身份無疑能為西藏的測繪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而康熙帝命楚兒沁藏布採取恒河水一事亦具有相當的佛教意涵。作為皇帝任命的欽差，入藏的測繪團隊從政治角度理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應接受地方領袖的禮拜；然而由於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傳統，入藏欽差與西藏活佛之間的禮節問題成為一個關鍵的議題。清廷之所以不任命傳教士入藏測繪，而選派具有蘭占巴格西學位並曾擔任駐京達喇嘛的楚兒沁藏布擔當欽差畫圖的責任，很可能就是考量西藏當地政教傳統所作出的抉擇。
除了在塔爾寺與當時的「理塘胡必爾汗」格桑嘉措會面外，楚兒沁藏布也曾在一七一七年進入拉薩後見到當時拉藏汗所扶植的「波克塔胡必爾汗」益希嘉措（ye shes rgya mtsho, 1686-1725?）。《中華帝國全志》記載了楚兒沁藏布與益希嘉措的會面經歷：
那位背負著欽差頭銜、作為皇帝特使測繪地圖的喇嘛被問道他如何被達賴喇嘛對待。他略去難以回答之處，僅僅給了這個回答：「達賴喇嘛並不像滿蒙王公向皇帝問安時那樣行跪拜，他僅稍微在他的坐墊上挪動了下，搭著一隻手，像是要起身一般」。[39]
楚兒沁藏布從西寧進入拉薩的時間在一七一七年，當時清廷所承認的「六世達賴喇嘛」實際上指的是拉藏汗所扶植的益希嘉措。關於楚兒沁藏布拜見益希嘉措的這段記載，也敏銳地體現出皇權與教權之間的矛盾。如果清廷將耶穌會士作為欽差派往西藏進行測繪，則達賴喇嘛是否該向代表康熙帝的天主教傳教士行禮，則成為一個尷尬的問題。另一方面，當時青藏地區圍繞著達賴喇嘛轉世所衍生的複雜政教局勢，亦不適合讓西方傳教士介入。相較之下，作為格魯派教內人士並熟知藏地情勢的楚兒沁藏布，則通過他的智慧分別圓滿地會見了當時青海諸台吉所支持的格桑嘉措以及拉藏汗所扶植的益希嘉措，這不能不歸功於康熙帝的知人善用。
楚兒沁藏布在西藏的測繪行動，曾遭遇極大的困難。除去當時藏地交通和後勤補給等種種問題，一七一七年準噶爾進軍西藏的重大變故，更使得楚兒沁藏布的測繪任務愈加艱險。根據清軍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所獲準噶爾回子阿都呼里（Abdulxaliq）的口供，可知策旺阿喇布坦於康熙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底派遣策淩敦多布率兵六千經阿里奇襲衛藏，[40]並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與拉藏汗的部隊產生正面衝突，[41]此時楚兒沁藏布正在西藏進行測繪。約在康熙五十六年底至五十七年初之間，楚兒沁藏布自岡底斯山返回拉薩，隨後從拉藏汗處得知準噶爾軍隊已經抵達達穆（今當雄），即將進逼拉薩。楚兒沁藏布隨即將相關情況上奏清廷：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五）大喇嘛芻爾齊木藏布拉木渣木巴奏稱：「我等自剛諦沙回至拉薩，拉藏告云：策妄阿喇布坦令策零敦多蔔等率兵六千餘人，至淨科爾庭山內，踞守險要，來與我戰，夜間越嶺而來，復踞住達穆地方等語。」[42]
由於事態危急，楚兒沁藏布等人決定立刻撤出西藏，《中華帝國全志》根據雷孝思的回憶，對此有生動的記載：
繪製地圖的喇嘛勉強脫身；毫無疑問，他們的下場不會比其他人好……在策妄阿喇布坦部隊進軍的第一聲響起時，我們的地理學喇嘛便加緊完成他們的工作，當他們甫從恒河源返回時，敵軍便已進入西藏，這迫使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脫逃，否則他們可能會走得更遠。他們只好根據鄰近寺院喇嘛們的記述，以及那些他們在拉薩達賴喇嘛處所發現的回憶錄，來繪製恒河源流及其流域圖。但他們錯過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取得岡底斯山附近的海拔。[43]
由此可見，康熙五十六年（1717）下半楚兒沁藏布等人在岡底斯山一帶進行測繪時，就已經聽聞準噶爾人進軍西藏的消息，隨即加快工作進度以便做好緊急撤出西藏的打算。由於事出突然，他們只好通過岡底斯山附近寺院喇嘛的描述以及在拉薩達賴喇嘛那發現的文獻去繪製恒河源流圖。在倉猝之下，他們遺漏測量岡底斯山一帶的海拔，這使得後來傳教士在將測量結果匯入《皇輿全覽圖》時遇到了不小的困難。
楚兒沁藏布之所以能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順利撤離藏地返回內地，與康區地方寺院的暗中協助有密切的關係。根據現存清代藏文檔案史料，可以得知楚兒沁藏布在康熙五十七年初從拉薩撤往康區的途中，曾獲得昌都寺以及察雅寺所提供的援助，清廷也因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先後頒發敕冊封四世察雅活佛洛桑朗傑（brag g.yab che tshang blo bzang rnam rgyal,1693-1750）[44]與六世昌都帕巴拉·濟美丹貝甲措（’phags pa lha jigs med bstan pa’i rgya mtsho,1714-1754）[45]等地方宗教領袖，以此獎勵其僧眾協助楚兒沁藏布撤離。清廷頒予察雅以及帕巴拉活佛的敕書抄件今存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清廷頒賜察雅活佛洛桑朗傑之藏文敕書曰：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朕為普天之下政教眾生之主，彼奉行利於佛教眾生之善規，故加恩贈封，以示嘉獎。爾呼畢勒罕羅洛桑朗傑，不僅乃乍丫地方之名望喇嘛，歷年弘揚佛法，力行講修善規，即身在遠地，亦思朕恩所眷。爾為朕遣往測量岡底斯地方之使者協助烏拉、宿鋪等善行，甚為可嘉。今為法號及所屬寺院事，誠心上奏請賞，故賜爾駐錫之寺名為「甘丹札西曲宗」，賜爾「講習黃教那門漢」之名號及印冊。[46]
同年三月十九日，清廷亦頒敕獎勵六世帕巴拉活佛，內稱：
爾帕巴拉呼畢勒罕丹貝尼瑪[47]，不僅乃察木多地方之名望喇嘛，歷年弘揚佛法，力行講修善規，即身在遠地，亦思朕恩所眷。爾為朕遣往測量岡底斯地方之使者協助烏拉、宿鋪等善行，甚為可嘉。今為法號及所屬寺院事，誠心上奏請賞，故賜爾駐錫之寺名為「甘丹強巴林」，賜爾「闡講黃法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名號及印冊。[48]
這兩份藏文敕書均提及「朕遣往測量岡底斯地方之使者」（nged kyis gangs te ser sa tshad len parbtang ba’i mi sna tsho），實際上指的就是前往測繪岡底斯山的楚兒沁藏布等人。由此可知，以四世察雅活佛與六世帕巴拉活佛為代表的察雅寺與昌都寺僧眾，曾對康熙五十七年初楚兒沁藏布的緊急撤退行動提供烏拉差役與後勤支援，而這也正是清廷首次正式敕封察雅與帕巴拉活佛為諾門罕（藏文no min han < 蒙古文nom-un qaγan，意為法王）的直接原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楚兒沁藏布一路從拉薩經工布一帶（今林芝），取道察木多（昌都）、乍丫（察雅）、打箭爐（甘孜）等地，最終抵達成都。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時任四川巡撫年羹堯（1679-1726）曾上奏康熙帝彙報當時清軍從哲蚌寺吸收漢人喇嘛擔任線人以打探西藏情報之事[49]，並稱「前奉欽差于衛藏等處畫圖喇嘛楚爾齊母藏布拉木占木巴等已從打箭爐至成都，現在繪畫《御覽全圖》，大約六月內可以告竣，齎圖回京。」[50]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所率領的測繪團隊在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抵達成都後並沒有馬上返回北京，而是預計在成都停留半年，將調查成果繪畫成圖後寄回北京。按照這條記載，楚兒沁藏布應該是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初以前將其繪製西藏與岡底斯山圖寄往北京，隨後成為一七一九年《皇輿全覽圖》增訂西藏部分的基礎。楚爾沁藏布所繪製的地圖手稿，除經由耶穌會士之手匯入《皇輿全覽圖》外，又曾經由內務府謄繪單獨成圖，如盛京行宮翔鳳閣曾存有「岡底斯圖一張」與「噶斯哈密岡底斯圖一張」，應是根據楚爾沁藏布的測繪成果改繪而成。[51]
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楚兒沁藏布的進藏測繪行動不僅將西藏乃至於岡底斯山等地納入清朝地理知識的範圍，同時也為清朝中央政府與察雅、帕巴拉活佛等康區地方宗教領袖之間的良好關係奠定基礎。就這個角度而言，楚兒沁藏布不僅是一位具備數理知識的測繪人才，同時也具有突出的政治協商能力。一七一八年楚兒沁藏布在撤出藏地的同時，曾為溝通清廷與察雅、帕巴拉活佛做出直接貢獻。不僅如此，一七一九年楚兒沁藏布在成都完成西藏地圖的繪製工作後，備受清帝器重，並為清廷在拉薩、西安與打箭爐進行一連串的邊疆情報工作。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將準噶爾勢力驅逐出藏，並展開護送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進入拉薩的重要任務，楚兒沁藏布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上半作為清廷代表重抵拉薩。由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軍入藏的過程中，領兵的定西將軍噶爾弼（?-1727）稱病滯留瀘定橋，改由隨行的內大臣、喀爾喀鎮國公策旺諾爾布署理將軍一職，[52]楚兒沁藏布受清廷委託將策旺諾爾布署理定西將軍之印帶往拉薩，並與此時已受清廷正式敕封的格桑嘉措再度相會。藏文《七世達賴喇嘛傳》曾提及作為清廷欽差的楚兒沁藏布與七世達賴喇嘛的會面情況，如藏曆水虎年（1722）三月前後：「達喇嘛楚兒沁藏布前來給公策旺諾爾布送將軍印，見面交談甚多……於甘丹頗章大殿賜宴款待達喇嘛楚兒沁藏布等漢蒙諸喇嘛、官員以及藏地喇嘛、官員。」[53]
楚兒沁藏布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上半抵達拉薩後，曾觀察到駐藏清軍內部的紀律問題，並以駐藏喇嘛的身份建議清廷自拉薩撤兵。[54]楚兒沁藏布的撤兵提案雖遭到議政大臣反對，康熙帝並令其由西寧返回北京，然而此後清廷不僅沒有因此失去對楚兒沁藏布的倚重，反而對其更加信任。實際上楚兒沁藏布最終也沒有如《清實錄》所記載的那樣立刻返回北京，而是一直在拉薩待到一七二三年初。《七世達賴喇嘛傳》記載藏曆水兔年（1723）正月初一，達賴喇嘛設宴款待滿蒙藏政教界領袖，其中「皇帝欽差達喇嘛楚兒沁藏布」（藏文gong ma’s mi sna t’a bla ma tshul khrims bzang po）名列清廷僧俗代表之首，足見其地位之尊榮；[55]而一直要到同年藏曆正月初五，楚兒沁藏布才在達賴喇嘛的送行下離開拉薩。[56]
楚兒沁藏布離開拉薩時，雍正帝已先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即位，清廷當時已遣楚兒沁藏布前往西安住持康熙帝敕建之廣仁寺。雍正元年（1723）初，雍正帝復以偵探打箭爐情報事關緊要為由，下令理藩院行文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楚兒沁藏布補駐打箭爐喇嘛缺：
奉旨：「此事彼等應訪實具奏，此乃無憑據之事，聞小民驚恐胡亂之言而奏者，實屬大謬。喇嘛羅布桑敦珠，為人糊塗，不能成事。辦理彼處事務、探聽消息，甚為重要，不可委派如此辦事粗忽之喇嘛。將此喇嘛撤回，行文總督年羹堯，此缺派駐由藏地前來之喇嘛楚兒沁藏布拉木占巴，辦理打箭爐事務，探聽消息……楚兒沁藏布之缺，由此處選派喇嘛，駐廣仁寺，欽此。」欽遵。我院除行文嚴加約束教訓駐打箭爐喇嘛、官員外，為此行文等語。[57]
對此年羹堯則在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呈給雍正帝的滿文奏摺中稱：
查得，辦理打箭爐事務、探聽消息之事，甚為緊要。所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者，乃聖主甚熟知人也。楚兒沁藏布已於五月初九抵達西安，令其稍事休整，即遣往打箭爐。惟廣仁寺乃聖祖仁皇帝特旨所建之大廟，派似楚兒沁藏布之喇嘛駐錫，方才合宜。伏祈此間暫罷由京城另擇喇嘛派往，交由楚兒沁藏布留其屬下一名辦事可靠之德木齊[58]，暫代其辦理事務。俟用兵完竣後，仍舊遣回楚兒沁藏布駐廣仁寺。[59]
從這份滿文奏摺中，不難看出雍正帝對於楚兒沁藏布十分信任，除了曾先令他住持西安廣仁寺，隨後又命其駐紮打箭爐為清廷辦理邊疆事務並收集情報，年羹堯甚至稱他「乃聖主甚熟知人也」，並對其辦事能力相當肯定。楚兒沁藏布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從西安動身前往打箭爐，在離開西安前年羹堯曾向其打聽當時西藏政局的相關情報。年羹堯在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滿文奏摺中稱：
喇嘛楚兒沁藏布由西藏回抵西安，五月二十日動身前去打箭爐，其所奏請安折交臣為其代為轉奏外，微臣詳問楚兒沁藏布西藏之事態與人心如何。楚兒沁藏布告曰：「今西藏並無事，惟給達賴喇嘛之印，比前達賴喇嘛之印小。唐古特人皆愚昧無知之人，因為印小，即有敷衍了事之勢。今無計可施，彼等要私自取用先前元朝時所給達賴喇嘛之印等語。」唐古特之人，甚為愚昧，不知教化，惟信奉達賴喇嘛。今所給印稍小，彼等即妄加猜疑，欲復用元朝之舊印者，關係重大。臣之愚見，聖上降旨該部，查出先前達賴喇嘛印之舊模，即刻復鑄比舊模稍大換給，亦甚易之事。楚兒沁藏布又告曰：「此達賴喇嘛儀表堂堂，內心亦明白，唐古特人皆希冀其辦事。然達賴喇嘛惟思其乃出家之人，甚不願管事等語。」臣意，達賴喇嘛倘能盡心辦事，即令內閣學士鄂賴前去選補第巴，亦不及他。此事聖上降旨曉諭勉勵達賴喇嘛，誠能照五世達賴喇嘛一樣辦事，則唐古特人傾心相隨，亦於事大有裨益。[60]
楚兒沁藏布由於出身藏地，非常熟悉藏人心態，他向年羹堯指出當時西藏政局兩大議題。一是七世達賴喇嘛當時所使用的印璽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所賜「弘法覺眾第六輩達賴喇嘛之印」[61]，這通印璽相比順治九年（1652）清廷頒贈五世達賴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呾喇達賴喇嘛之印」[62]不僅形制較小且稱號較為簡略。當時七世達賴喇嘛方面對此似乎略有微詞，宣稱要逕用元朝賜予達賴喇嘛舊印。實際上元代時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尚未出現，達賴喇嘛也就不可能有元代舊印，因此這種說法其實並無確切歷史根據。楚兒沁藏布之所以這麼向年羹堯說，很可能是通過這種托詞要求清廷比照五世達賴喇嘛的規格重視七世達賴喇嘛的官方地位。然而清廷方面對此亦從善如流，隨即于雍正元年六月頒賜給七世達賴喇嘛新的金印，這通新金印的實物大小為11.3釐米見方，確實如年羹堯所奏「即刻復鑄比舊模稍大換給」，相較11.2釐米見方的五世達賴喇嘛金印略大一些。
除了印章的大小外，楚兒沁藏布曾告知年羹堯七世達賴喇嘛「儀表堂堂，內心亦明白」，但卻自認為出家人，不甚願意過問政治。有鑒於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傳統，年羹堯據此上奏雍正帝，希望「聖上降旨曉諭勉勵達賴喇嘛，誠能照五世達賴喇嘛一樣辦事，則唐古特人傾心相隨，亦於事大有裨益」。這也是為何雍正帝隨後不僅比照五世達賴喇嘛的封號，重新敕封格桑嘉措且頒發形制更大的金印，並勉勵達賴喇嘛與噶倫應一同辦理地方政事。[63]換句話說，雍正帝在即位之初之所以立刻以更高的規格重新敕封達賴喇嘛並且鼓勵其與噶倫共同辦理地方政務，背後實際上是受到楚兒沁藏布所提供的西藏情報影響。由此可見，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間，在清朝奏摺制度的運作之下，楚兒沁藏布曾作為中間人溝通「北京—西安—西寧—拉薩」這條雙向情報線路，對於雍正初年清廷的宗教與邊疆政策曾發揮過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楚兒沁藏布在雍正元年五月從西安動身前往打箭爐，主要任務是為清廷刺探打邊疆情報並管理打箭爐貿易稅務，此後楚兒沁藏布以「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滿文da jiyan lu i ba i baita cifun be kadalameicihiyara jasak lama）的身份數次向雍正帝上奏報告漢藏邊界情報。雍正二年（1724）二月二十四日，楚兒沁藏布上呈一份滿文奏摺，其中提及駐兵防守哈喇烏蘇（那曲）的第巴格隆聽聞青海羅布桑丹津叛清並將勾結準噶爾策旺阿喇布坦來犯，因此寄送藏文告示發往康區各地寺院，宣告藏軍已駐紮哈喇烏蘇並準備好與敵人決戰。這份告示被理塘堪布桑傑群培獲得並托人寄給駐紮打箭爐的楚兒沁藏布。這份藏文告示的內容最終由楚兒沁藏布譯為滿文，寄到雍正帝手中。[64]通過這份文書的內容，可以看出哈喇烏蘇的第巴格隆、理塘堪布桑傑群培與打箭爐札薩克喇嘛楚兒沁藏布這三位藏傳佛教僧人，共同構築起了一條「那曲—理塘—打箭爐—北京」的情報線路。
除了傳遞緊急軍事情報外，楚兒沁藏布所經營的佛教網路在雍正帝即位之初曾為鞏固內地與康藏交通發揮作用。雍正元年（1723）年羹堯曾以協助清軍烏拉差役為由，請求清廷敕封納樹（今西藏那曲市比如縣）地方宗教領袖。然而當時清廷因不知道該地喇嘛的名號與寺廟名稱，曾委託楚兒沁藏布進行調查。[65]考量藏地地方宗教領袖對入藏清軍的後勤與交通協助，清廷希望通過頒發敕書與納樹等地的喇嘛建立正式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楚兒沁藏布曾為清廷搜集地方喇嘛的資訊以便製作敕書。[66]
此外，楚兒沁藏布也向清廷報告打箭爐當地的即時狀況。如雍正三年（1725）六月二十三日打箭爐發生重大地震災情，楚兒沁藏布隨即通知四川巡撫王景灝，王景灝立刻在同年七月初二將楚兒沁藏布回報的消息上奏雍正帝。[67]由於打箭爐位處漢藏交界，不僅是邊疆貿易重鎮也是軍事駐防要點，清廷因此對打箭爐震災一事十分看重，雍正帝並責成川陝總督岳鍾麒與四川巡撫王景灝妥善賑濟安撫地方災民。[68]
楚兒沁藏布以打箭爐為核心所經營的邊疆情報系統，其特點在於緊密連接清朝政府與西藏佛教界，而這也歸功於楚兒沁藏布本人在清廷與西藏甘丹頗章內部良好的人脈關係。楚兒沁藏布不僅曾擔任過駐京達喇嘛以及清朝欽差等職務，年羹堯更稱他「乃聖主甚熟知人也」，與雍正帝本人關係匪淺。根據現存清代滿文檔案，楚兒沁藏布有專摺奏事之權，其所收集之情報可以直達天聽。不僅如此，如前文考釋，楚兒沁藏布曾於一七一六、一七二二年分別在西寧與拉薩多次會見七世達賴喇嘛，除了公開的宗教典禮與社交場合外，作為清廷欽差的楚兒沁藏布曾與達賴喇嘛數次私下長談，兩人在當時應建立起一定的私誼。作為雍正帝心腹與達賴喇嘛佛友的楚兒沁藏布，也因此成為清廷與西藏甘丹頗章間的情報專線。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八日西藏首席噶倫康濟鼐為阿爾布巴等其餘噶倫所殺，西藏政局為之大變。達賴喇嘛隨即遣密使攜帶一封藏文信件寄往打箭爐，委託楚兒沁藏布將西藏政變與康濟鼐的死訊急奏清廷。達賴喇嘛寄來的這封藏文書信，被楚兒沁藏布譯為滿文，連同藏文原信一同上奏，向雍正帝報告康濟鼐被害始末以及達賴喇嘛本人的立場。[69]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以打箭爐為基地所經營的情報系統具有相當高的層級，能夠直接作為達賴喇嘛與雍正帝之間的溝通管道；而其所傳達情報內容範圍之廣，不僅包含地方災害、宗教事務以及邊防軍事，更涉及如雍正五年西藏政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對於清朝邊疆治理的決策過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四、恒河源流：《皇輿全覽圖》與東西方地理學知識的交匯
通過考察以上漢、滿、藏、法文等多語種史料，本文重構出楚兒沁藏布的入藏測繪任務及其經營邊疆情報之實態。那麼楚兒沁藏布的行動究竟有什麼樣的時代意義與歷史遺產？通過考察滿、漢文本《皇輿全覽圖》中的地名以及相關史料，可以發現楚兒沁藏布在西藏的測繪成果，直接促成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增訂出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編纂始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木刻版初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但西藏全境及蒙古西部尚未被納入。[70]由此看來，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被派往西藏進行測繪，應是為了補足當時《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缺失。
據《中華帝國全志》記載，楚兒沁藏布等人在一七一七年入藏測繪的成果被康熙帝交付給耶穌會士，希望能將西藏的地理資訊納入《皇輿全覽圖》中。耶穌會士認為這個版本雖然比一七一一年赫壽所繪製的西藏地圖更好，然而其中仍有錯訛。《中華帝國全志》曰：「但出於對訓練出這些喇嘛的學校的尊敬，傳教士們僅僅更正那些最明顯而會冒犯御覽的錯誤。傳教士們甚至將拉薩放在北緯三十度以上，而這正是喇嘛所定的位置，這是考量天文觀測尚不及喇嘛所做的實地丈量。」[71]由此可見，耶穌會士一方面為了避免冒犯胤祉所執掌的蒙養齋算學館，另一方面考量天文觀測尚不如實地測量，從而在一七一九年增修訂《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時，保留了楚兒沁藏布把拉薩（91°06′E, 29°36′N）定位在北緯三十度以北的測繪結果，而這點也體現在《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滿、漢文版本中。
一九四三年德國學者福華德（Walter Fuchs,1902-1979）曾於北京輔仁大學影印出版漢文版《康熙皇輿全覽圖》，此版為木刻本，地名注記全為漢文，原有圖幅三十二張，刊刻時間為康熙五十八年（1719）。[72]此版木刻三十二葉本的繪製時間與地理範圍，基本體現了楚兒沁藏布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間進藏調查的收穫，其中〈拉藏圖》〈牙魯臧布江圖》〈岡底斯阿林圖》這三份分幅圖便是直接根據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改制而成。如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拉藏圖》中「拉薩巴」被定位在北京以西25度、北緯30度50分的位置。[73]
除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外，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也反映在康熙五十八年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皇輿全覽圖》中。這個版本的康熙《皇輿全覽圖》，最早由學者金梁（1878-1962）于一九二九年盛京故宮發現後複製出版，題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74]實際上則為康熙《皇輿全覽圖》的一種版本，並因晚近再版而為學界所熟悉。其中第五排五號內，約在北京以西25度、北緯30度50分之處，以滿文“lasa ba”（意為「拉薩地方」）標注拉薩位置。[75]由此可見前述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拉藏圖〉中的「拉薩巴」當為漢字音寫滿文，而無論在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抑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皇輿全覽圖》中，拉薩皆被定位在東經91度、北緯30度50分。這正如《中華帝國全志》所言，楚兒沁藏布從西藏所帶回的地圖稿本，將拉薩標在北緯30度以北，而傳教士雖不認可這個測繪結果，但礙于楚兒沁藏布出身的蒙養齋以及背後的胤祉勢力，因此將其納入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
然而真如《中華帝國全志》等耶穌會士史料所言，楚兒沁藏布本人曾將拉薩錯誤地定位在北緯30度以北嗎？康熙五十八年（1719）所完成的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與銅版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的原型基礎，極可能收藏在今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根據李孝聰的著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存有兩幅具經緯網的西藏地圖，其中輿圖851號《西藏圖》為漢文注記地名。[76]考察現已公佈之輿圖851號圖版，[77]可以發現這幅墨繪設色的《西藏圖》兼具傳統輿圖水墨山水技法與西方經緯網格的特徵，而其中水墨山水元素在後來《皇輿全覽圖》的各版定稿中均被略去，而且其中的地名對音比起後來的木刻本定版更接近藏語讀音。[78]由此可以推測此圖應更為接近楚兒沁藏布的原始繪圖。值得注意的是，在輿圖851號中，拉薩被用紅色方框定位在北京以西25度、北緯29度60度左右的位置，而不若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滿漢文定稿將其定位於北緯30度50分。換言之，很可能楚兒沁藏布最初上呈的原始測繪結果是將拉薩定在北緯29度60分，然而在呈交清廷後內務府在謄繪的過程中發生偏差，以致于傳教士最後從清廷手中獲得的謄繪本內將拉薩標注在北緯30度50分。
耶穌會士在從清廷取得謄繪本後，敏銳地發現拉薩的緯度有所偏差，因此認為楚兒沁藏布的調查結果有所偏誤，實際上這可能是內務府在謄繪複製地圖時不熟悉經緯系統所導致的偏差，而非楚兒沁藏布等人測繪技術的問題。無論如何，耶穌會士為避免與蒙養齋勢力發生矛盾，最終並沒有在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的木刻與銅版定稿中指出並修正這個錯誤，這也造成《皇輿全覽圖》滿漢文定稿中將拉薩標注在北緯30度50分，而作為底稿之一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輿圖851號《西藏圖》卻將拉薩定位在北緯29度60分的特殊現象。
雷孝思等耶穌會士在內府謄繪本的基礎上將錯就錯，沒有在《皇輿全覽圖》定稿中修正拉薩緯度偏北等誤差，此事也隨著《皇輿全覽圖》秘藏大內，終究為中國學術界所遺忘。相較之下，耶穌會士隨後根據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進行修正並送回歐洲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十八世紀西方的世界地理認知，並激發了西方地理學界對於喜馬拉雅地區的關注，這個風潮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
杜赫德在撰寫《中華帝國全志》時，曾委託法蘭西王家地理學者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製作書內地圖。唐維爾根據雷孝思等在華耶穌會士所寄回之測繪結果進行修正，在一七三三年前後繪成《西藏不丹總圖》（Carte Générale du Thibet ou Bout-tan）一張以及《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九幅。此系列之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圖在一七三五年《中華帝國全志》中首次出版，[79]隨後又收入一七三七年出版之《中國、中屬韃靼與西藏新輿圖》（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chinoise et du Thibet），在西方學界引起極大反響，直到十九世紀此圖仍是西方學界關於東方地圖學的權威之作。在唐維爾《西藏全圖》第六號中，拉薩被標注在北京以西24度20分、北緯29度36分一帶，[80]較雷孝思等人據西寧、打箭爐、麗江三地與拉薩道理距離所推算出的北京以西25度58分、北緯29度6分，又有所修正。[81]
根據以上考訂結果，茲將楚兒沁藏布所測得之原始拉薩緯度，以及隨後的流傳關係，總結表列如下：
今日拉薩實測經緯度91°06′E, 29°36′N | 經度 (以北京為基準) | 緯度 (以赤道為基準) | 史料來源 |
楚兒沁藏布測繪之拉薩經緯度（1717-1718年間） | 25°00′W | 29°60′N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輿圖851號[82] |
清內府謄繪本之拉薩經緯度（1719年），其中緯度出現較大誤差 | 25°0′W | 30°50′N | 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見附錄圖1、2）[83] |
雷孝思據清內府謄繪本，推算修正之拉薩經緯度（1719年） | 25°58′W | 29°06′N |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蘇西孩《印度中國志》[84] |
唐維爾據雷孝思推算數據，佐以印度耶穌會士之測繪數據，所校準之拉薩經緯度 （1735年） | 24°20′W | 29°36′N | 《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第6號（見附錄圖3）[85] |
在一七三七年《中國、中屬韃靼與西藏新輿圖》的出版序文曾直言西藏部分並非經由傳教士實地調查，而是由中國皇帝派遣人員所測量的結果，這些人員曾接受過耶穌會士的訓練與指導。[86]唐維爾在一七七五年出版之《印度地理古史》（Antiquité géographique de l'Inde）中曾自述他對恒河源流的認知，實際上來自於康熙帝派員所得測繪結果：
中國皇帝與天子康熙的好奇心，給予了我們關於恒河真正源頭的知識。為了將西藏添入那張已在耶穌會士操作下完成了的帝國直省以及中原與韃靼領地地圖，受過數學訓練的人員在他的命令下深入恒河源流之地。他們所掌握的道路、左右臨近的地區以及固定的里程距離，被詳細記述在那張我收入卷宗的原始地圖手稿中。由此我們得知，在那座名為岡底斯山的山腳處為兩條大河的分水嶺，由諸泉水匯成的恒河依序穿越兩個大湖，並且沿著河道西流直到群山交匯處，這迫使其轉向南方並流往印度。[87]
唐維爾關於岡底斯山與恒河起源的這段論述，反映在其繪製《西藏全圖》第八號，實際上即根據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增訂之〈岡底斯阿林圖》。[88]通過比較唐維爾《西藏全圖》與康熙《皇輿全覽圖》，可以發現唐維爾所謂「由諸泉水匯成的恒河依序穿越兩個大湖」，指的就是岡底斯山南麓的「馬品木達拉鄂模」（滿文mapim dalai omo；法文L. Mapama）與「郎噶鄂模」（滿文langga omo；法文L. Lanka），而這條跨過兩大湖往西流的河水在圖中被標注為「郎楚必拉」（滿文langcu bira；法文Lanctchou R.）。「郎楚必拉」西行後遇山脈阻擋，隨後在「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滿文sangna sumdo acan i ba；法文Pays de Sanké（Somtou Atchan））轉往南流，唐維爾更是在其地圖此處添上「蒙古文稱恒河（Ganga R.）」（Ganga R. qui vadans le Mongol）等字樣。[89]
實際上《皇輿全覽圖》與唐維爾所謂的「馬品木達拉鄂模」與「郎噶鄂模」，即今日通稱之瑪旁雍錯（藏文ma pham g.yu mtsho）與拉昂錯（藏文lag ngar mtsho）湖；所謂流經兩湖西行的「郎楚必拉」即象泉河（藏文glang chen gtsang po），並在「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這個地方轉向南方流往印度。《皇輿全覽圖》漢文本中的「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看似費解，實音寫自滿文本sangna sumdo acan i ba。其中「桑納蘓木多」即藏文seng ge sum mdo之音寫，意即「獅泉河匯流處」；「阿產衣巴」音寫自滿文acan i ba，意為「交匯之地」。也就是說，「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此地正是象泉河與獅泉河的匯流處。
總結以上對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輿全覽圖》滿漢文本與一七三三年唐維爾《西藏全圖》中的對比，可以發現唐維爾對岡底斯山與恒河源頭等地的認知，基本是繼承了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中關於西藏的增訂部分，而這也正是楚兒沁藏布等人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的實地測繪成果。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中關於岡底斯山、瑪旁雍錯、拉昂錯、孔雀河以及恒河的描繪，及其對於唐維爾《西藏全圖》的影響，可參照比較本文附録二之圖四至六。根據《皇輿全覽圖》與唐維爾《西藏全圖》，象泉河與獅泉河匯流後東行，最終與南行的孔雀河匯流，一路沿東南方向流入印度即成恒河。這也是為何在《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增訂完成後，康熙帝得以根據楚兒沁藏布等人的探勘結果，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的上諭中對廷臣宣稱：
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蔔，[90]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91]又流入郎噶腦兒，[92]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93]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蔔，[94]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95]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蔔山所出之水會。[96]馬卜家喀巴蔔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97]為岡噶母倫江，[98]即佛法所謂恒河也。[99]
康熙帝的這段上諭，基本就是根據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所作的文字描述，而這也正是他派遣楚兒沁藏布的調查成果。康熙帝的這段上諭遂成為清代中國對恒河源頭的權威觀點，並隨後為齊召南等漢地考據學者所補充細化。[100]另一方面，康熙這段對「岡噶母倫」（蒙古文γangγa mӧren）的敘述，亦通過耶穌會士的轉介，從而使得唐維爾在《西藏全圖》中添入「蒙古文稱恒河（Ganga R.）」的法文標註。清廷當時關於恒河源流的地理認知與今日的地理知識有一定的落差，這應是一七一七年準噶爾進軍西藏，楚兒沁藏布的測繪行動受到嚴重影響而無法完成實地勘察，不得不通過當地僧人口述與藏文文獻彌補所導致。即便如此，通過楚兒沁藏布所寄回的測繪成果，清廷已經認識到孔雀河（藏文rma bya gtsang po）流入印度成為恒河源流此一重要之地理事實。而此一地理事實又經由康熙帝上諭的流傳，影響了齊召南與唐維爾等中國以及歐洲學者，進而促成了十八世紀以降喜馬拉雅地理知識在東西方的傳播。
就地理學史的角度而言，楚兒沁藏布的歷史地位可說是世界性的。隨著杜赫德與唐維爾等人的著作的廣為流傳，岡底斯山與恒河源流的具體位置遂成為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理學界的一大研究熱點。一七七六年法國印度學先驅杜佩隆（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 1731-1805）撰文考訂恒河源流並發表在世界第一本學術期刊《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çavans）上，其中大量引用杜赫德與唐維爾著作中關於康熙派遣喇嘛測繪恒河源頭的描述，並與印度的相關記載進行比較研究。[101]杜佩隆對於楚兒沁藏布調查之恒河位置有所懷疑，一七八四年他在耶穌會士迪芬泰勒（JosephTieffenthaler, 1710-1785）所獲波斯文印度地圖的基礎上出版《恒河與加格拉河道全圖》（Carte Générale du Cours du Gange et duGagra）中，認為雷孝思等在華耶穌會士根據楚兒沁藏布調查成果所提供之恒河位置有誤，[102]並刻意另作一分圖將其標明為「錯誤的恒河源頭」（Fausse Source du Gange）。[103]在一七八七年《印度歷史與地理》（Description historique et geographique de l'Inde）中，杜佩隆又比對楚兒沁藏布測繪成果與印度發現之波斯文地圖，試圖考訂恒河源頭的確切位置。[104]此後隨著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次大陸的擴張，關於印度的地理學知識愈加蓬勃發展，楚兒沁藏布所測得之《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因涉及恒河的起源問題，更是以「喇嘛地圖」（the lamas’ map）之名廣為西方地理學界所知。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理學者如詹姆士·貝爾（James Bell,1709-1833）、詹姆士·雷諾爾（James Rennell,1742-1830）乃至於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等人在考察恒河源頭時，都曾經提及、引用著名的「喇嘛地圖」。[105]楚兒沁藏布入藏調查一事，甚至被作為對西藏進行測繪的起源載入一八九一年《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的西藏條目中，[106]可見當時楚兒沁藏布的測繪行動已被西方學界認定為西藏與喜馬拉雅地理學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五、結語
總結來說，一七一七年楚兒沁藏布的測繪任務以及往後的情報活動，對於清朝勢力在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區的延伸，曾發揮過重大作用。而他利用大地測量以及經緯座標所繪製的西藏地圖，不僅填補了清代中國地理認知上的空白，更經由耶穌會士傳入西方，成為後世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圖的知識起源。就西藏與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傳播而言，楚兒沁藏布對於十八世紀以降的東西方知識界曾有十分關鍵的影響。在中國方面，其對岡底斯山以及恒河源流的調查，補充了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隨後經由康熙帝上諭的流傳，影響了齊召南、戴震以及魏源等清代考據學者。在西方學界，則通過雷孝思等在華耶穌會士的引介，先後影響了杜赫德、唐維爾、杜佩隆、貝爾、雷諾爾以及赫定等西方學者。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所主持的地圖測繪與情報系統，對十八世紀以降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流通乃至於歐亞大陸信息網絡的整合，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楚兒沁藏布對拉薩、岡底斯山等地的測量結果，雖因內務府的謄繪誤差以及準噶爾進軍西藏等偶發事件而產生偏誤；然而楚兒沁藏布在西藏所進行的實地丈量，無疑是近世對西藏及喜馬拉雅地區進行科學測繪的起點，其調查成果不僅成為清代中國對西藏地理認知的基礎，隨後亦經由耶穌會士的引介而成為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理學界對於喜馬拉雅地區的認知起源。從這個角度來說，楚兒沁藏布的入藏測繪行動不僅是中國歷史發展上之重要事件，也是人類東西方文明智慧交流的璀璨結晶，直接促成了歐亞地理資訊網的國際整合。
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入藏測繪之前，楚兒沁藏布也曾在一七一三至一七一五年間在蒙養齋算學館學習西方幾何與算學知識並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譯本的校勘工作。由此可見除了地圖測繪外，楚兒沁藏布對於十八世紀漢藏以及西方天文曆算的交流，亦有過一定程度的歷史貢獻。在一七一九年完成《皇輿全覽圖》增訂西藏部分的實地調查後，楚兒沁藏布不僅沒有消失在歷史舞臺，反而先後受清廷指派為駐藏喇嘛、廣仁寺住持以及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成為構築十八世紀清朝歐亞資訊網的重要骨幹之一。（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後記：拙文寫作期間，曾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Foundation）日本研究獎以及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資助，先後蒙京都大學中砂明德教授與九州大學小林亮介教授接待為外國人共同研究員。各節初稿與增訂內容，曾分別宣讀於2019年7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辦之「文獻、圖像與田野：第二屆藏學研究新趨工作坊」，2019年8月4日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召開之「第五屆清朝與內亞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8月28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2020年1月24日清邁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共同組織之“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rontier and the(Un)Making of China”，席間曾獲諸位師友以及與會人員指正。拙作之增訂與修改，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以及史語所集刊編委會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附錄一：康熙《皇輿全覽圖》與唐維爾《西藏全圖》中的拉薩圖版
圖1.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木刻三十二葉本，漢文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3.
圖2.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本，滿文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5排5號。
圖3.唐維爾《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第6號，法文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du Thibet, no. 6.
附錄二：岡底斯山、瑪旁雍錯、拉昂錯、孔雀河與恒河
圖4.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木刻三十二葉本，漢文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5.
圖5.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本，滿文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圖》，第6排6號。
圖6.唐維爾《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第8號，法文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du Thibet, no. 8.
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三分，2021年9月。